蒋可然，原名蒋昌繁，化名蒋君甫、蒋廷耀、向远、戈浪等，1915年2月18日生于武胜县三溪乡（今三溪镇）长深沟一个农民家庭，兄弟姊妹6人，父亲早年去世，家境十分贫寒。他幼年在长深沟东王庙读私塾，十分敬仰岳飞、文天祥，曾对家人说：“我要学岳飞，保家卫国；我要学文天祥，高唱《正气歌》。”

1929年，蒋可然以优异的成绩，考入武胜县第三小学（沿口小学）读高小。1931年秋，蒋可然考入岳池县立初级中学，他对操练军事非常反感，又因穿不起童子军服，次年，转至遂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习，后因家庭困难，被迫辍学归家。1933年10月，考入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第三期高级军事训练班，结业后分派到重庆港口任督察员。在此期间，在中共秘密党员陈士奇的启发和影响下，他阅读了《抗日周报》、《列宁青年》和任弼时著的《世界政治》等进步书刊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，掌握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蒋可然在共产党的影响和一些共产党员的帮助下，先后参加了业余读书会、抗日救亡队等进步团体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。不久，他因对航管工作提出改革意见，触犯上司，愤然辞职返乡。

1938年，蒋可然到重庆南岸野猫溪开办一所民众学校，除上文化课外，还编写政治教材，教唱进步歌曲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。同年冬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（一说是1935年由陈士奇介绍入党）。次年，蒋可然任中共巴县县委书记，他首先健全县委、区委，同时他以重庆张家花园巴蜀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，深入乡村、工厂、学校，积极而又慎重的发展党员。他还创办职工夜校、青年补习班、农民识字班等，宣传革命真理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，深得称赞。一个农民识字班的学员曾作诗夸奖：“巴县有个小老蒋，日夜操劳工作忙，教导穷人学文化，甩掉文盲心里亮。号召群众救祖国，神州吐沫汇海洋。同仇敌忾御外辱，鬼子决没好下场。”

1940年初，蒋可然调任中共梁（平）大（竹）中心县委书记，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“隐蔽精干，长期埋伏，积蓄力量，以待时机，反对急性和暴露”的工作方针，亲自整顿大竹县城关支部、大竹县县中（男中）支部等中共组织，把已经暴露的党员及其家属及时转移。在他的精心安排下，中共梁平县委、达县县委也得到妥善转移。一次，他得知栗绍波叛变，一位同志被追捕的消息后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将那位同志的爱人接出，背着孩子翻山越岭，步行180多里，转移到梁平安全的地方，自己才离开。

皖南事变后，大竹、梁平等地环境日益恶劣。1941年7月，蒋可然改任北碚中心县委书记。北碚中心县委辖北碚、合川、邻水、武胜等10余县，蒋可然根据上级部署，对所属各级组织进行调整，要求党员做到“七分成绩，一种技术，三个朋友，一个团体，深入群众，作社会调查”。他自己也在小学任教，领导党员在各自岗位上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。

1945年5月，蒋可然为摆脱敌特的监视和跟踪，回到武胜三溪乡老家。尽管与组织失掉联系，他仍坚持革命信念，多方寻找党组织。1947年，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对他进行考察后，恢复其组织关系，成立了中共三溪支部，蒋可然与同志一道在三溪一带积极开展地下革命活动。次年初，中共武胜特支成立，蒋可然担任中共武胜特支群工委员，1948年2月，成立中共上川东地方工作委员会第八工委，蒋可然任委员。

早在1942年，蒋可然任中共北碚中心县委书记时，即派其弟蒋怀瑾（中共党员）回三溪乡开展革命工作，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蒋可然在恢复组织关系后，又与上级派来的罗永晔等人一道，不分白天黑夜，奔走于武胜、岳池、合川的穷乡僻壤之间，深入贫苦农家，发动群众，组织农民翻身会，领导农会会员进行“三抗”（抗丁、抗粮、抗税）、“三抓”（抓政权、抓武器、抓武装人员）斗争。在蒋可然等的领导下，三溪农民运动如火如荼，到1948年秋，全乡10个保中有9个保组织了农会，会员达300多人，并控制了部分乡保政权和枪支弹药，为开展武装起义作了准备。

1948年4月，中共重庆市委刘国定、冉益智等叛变，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，中共川东临工委决定提前在川东举行武装起义。7月下旬，蒋可然、蔡衣渠等在新场、白庙等地多次召开会议，部署上级指示，组成了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八支队，由蔡衣渠、蒋可然负责，下设3个大队，计划在三溪乡黄平桥秘密集中，然后攻取三溪、新场、飞龙，与第七支队会合，同上华蓥山，建立根据地。

7月25日，正在新场乡开会的蒋可然、蔡衣渠等数人被敌人抓捕，经党组织营救，当天即被释放。蒋可然被反动派抓捕释放后，革命斗志更加坚强。他对爱人刘文涛说：“我愿作一个武胜县为革命牺牲的人，你要作好思想准备，革命没有不流血的，万一出了问题，你要坚强些，勇敢些，把孩子带好，培养成革命的后代。”他还勉励弟弟蒋怀谨说：“你要继续努力，支援起义部队，与敌人周旋到底，为革命作出最大的贡献。”蒋可然的行踪已为敌人注意，他们不得不撤离三溪乡，蒋可然、罗禹乔仍不时秘密回来活动。8月17日，三溪乡起义爆发，旋即失败。蒋可然等集合部分起义队员，寻找战机。9月2日，蒋可然率队在岳池县回龙乡三元寨与第三、四支队会合，队伍随后进行整编，统编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队，设3个大队和1个突击队，蒋可然任突击队指导员。在三元寨激战中，蒋可然指挥突击队，当敌人距离50米左右时，他一声令下：“打！”突击队的机枪、步枪、手枪一齐猛烈射击。这突然的打击，打得敌人丢盔卸甲，滚的滚，爬的爬，喊爹叫娘，尸横遍野。那些所谓的“敢死队”也狼狈地逃回了马鞍山。以后，敌人多次发动进攻，均被起义军击退。因敌我众寡悬殊，起义队伍不得不在9月4日晚分前后两队突围。因天黑下雨，部分人员掉队，蒋可然奉命率人前去寻找。他和陈永福不顾几天来的战斗疲乏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冒着敌人围、追、堵、截的危险，艰难地行进在山村乡间，夜里只好在山村里露宿。第二天，他和陈永福在行至南充兴隆场附近时，被敌乡丁发现，不幸被捕。敌人当即从身上搜出一支手枪，便判定他是游击队员，将他从南充押到岳池监狱，1948年9月下旬，转押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。

蒋可然入狱时，先是关在楼上第八室，后转入第六室。他和陈作义、成善谋同志在楼上的难友中，起着核心作用，先后领导八室和六室的同志多次开展狱中斗争。蒋可然在狱中积极发动难友绝食、抗议渣滓洞监狱将新四军战士龙光章折磨致死，迫使敌人同意在监狱内为烈士开追悼会。在1949年元旦、春节，蒋可然等人通过巧妙地与敌人斗争，为难友们争取到在狱内开会联欢的机会，对敌斗争的胜利，使大家充满了战斗的信心。

在监狱中，蒋可然受尽了种种酷刑。坐“老虎櫈”、“泼辣椒水”、“钢针刺骨”、“披麻戴孝”等，被折磨的死去活来，但他仍坚贞不屈。他对同室难友说：“我只承认了自己是一个革命的战斗员，其他什么也没说，为了党，我愿舍去生命。”为迎接解放，同室难友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、历史和工程技术等，蒋可然积极参加。他还给大家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事迹和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，背诵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等诗词，有时也背诵《出师表》、《赤壁赋》等古文，以鼓舞大家斗志，丰富狱中生活。

1949年11月，所向无敌的人民解放军，高奏着向大西南进军的战歌，向重庆逼近。解放的曙光，就要照进渣滓洞这人间地狱。难友们个个心花怒放。也就在此时，美蒋特务头子毛人凤、徐远举等在重庆举行紧急会议，布置了对中美合作所白公馆、渣滓洞的大屠杀。

11月14日傍晚，渣滓洞岗亭上哨栅里响起了急促的绑声，这时，门外炭坪上（渣滓洞外面堆煤的一块空地方）开来三辆卡车和一辆小吉普车，接二连三从卡车上跳下十多个手提盒子炮，臂挂美国卡宾枪的特务，在敌看守长李磊的陪同下走进牢室。敌人借口转狱，进入男女牢房凶狠的点名提人。当从楼六室提出蒋可然时，同室的难友们伤心地落下了眼泪，但蒋可然当时的心情很平静，清理了一下东西，把自己的衣服、被盖、线帽等物送给狱中难友，临行时，他含着热泪说：“同志们，永别了。到旭日东升的时候，我们再见吧！”同室的难友们一个个默默无语，依依不舍，点头示意，用泪眼送走了蒋可然同志。蒋可然、江竹筠等三十多名难友，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，被押上大卡车。当卡车开到“中美合作所”的电台岚垭时，他见特务、军警密布，杀气腾腾，得知特务要下毒手了，他和江竹筠等三十多名难友在高唱“义勇军进行曲”、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打倒反动派”的口号声中英勇就义。

蒋可然在人生的道路上只仅仅走完34个春秋，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用宝贵的生命，换来了革命的胜利。